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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商报》刊登《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书评

发布日期：2008-03-28 0:00:00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8年3月25日 《阅读周刊》第六版

多维视阈下的西方中国形象研究

 ○叶  隽（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

有论者谓，治中国研究有三层境界：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反其道而思，研究欧洲亦然：在欧洲研究欧洲、在地中海周边研究欧洲、在世界研究欧洲。而周宁教授的努力，则使得中西文化关系史同样站在一个世界的高度上。

从《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到此部《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周宁教授的研究自有其内在演进轨迹，尤其是注重赛义德“东方主义”的理论启发，颇有可观之处。作者也强调“本书希望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提供一种历史格局与逻辑框架，使该领域的研究走向理论的自觉”（前言第１８页）。这种兼有史学意识与哲学抱负的思路的提出，无疑让人心生景仰之情，因为这无疑是学术研究中的理想状态。诚如作者引德国学人言：“剖析与综观一个时代的基本精神内涵，是一项兼有历史学家之批判性事实研究和哲学家之架构性想象的使命。”如果我们注意到作者的文学科班出身，再将近年来相关领域的著作取来比较——《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就会发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面对西方与中国，汉语学界文史哲三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都用力于斯，谓其显学，当不为过。

当然，无论是篇幅还是范围（时间、空间），都以是著拔得头筹，讨论的是近八个世纪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中国观）。应该说，以一人之力涉猎如此广度，无论其效果如何，学术勇气都是可嘉的。

作者果然出手不凡，将中国形象纳入到西方文明进程的整体架构之中，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语境中来把握课题的学术意义。强调“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历史与现代精神结构中生成，作为西方现代性观念的象征，只有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中，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理解”（前言第４页），此言不虚。但所谓“１２５０年前后是西方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则既感新鲜，又觉困惑。何以如此？后者以马可·波罗等为标志，或有道理；前者则“１３世纪代表中世纪的成熟期”，且所谓“１２世纪文艺复兴”也涵盖了１０５０～１２５０年的时段，似乎也同样有道理。因无注释，所以不知是有所据，还是作者的自家判断；而且，两者之间的关联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也同样是饶有意味的问题。

就全书内容而言，上卷讨论１２５０～１７５０年５００年间三段中国形象：“大汗的大陆”（１２５０～１４５０）、“大中华帝国”（１４５０～１６５０）、“孔夫子的中国”（１６５０～１７５０），一条“不断乌托邦化”的线索贯穿其中；下卷讨论“后启蒙时代”的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所谓“停滞的”、“专制的”、“野蛮的”中华帝国。

就“停滞的帝国”而论，作者将其放置在西方进步史观的观照中，确实意义颇为彰显。因为，“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研究中国，而是研究西方，研究西方的文化观念”（前言第１３页），此言有理，正如西方学者已深刻指出的那样：“１７世纪对中国的兴趣的增长及１８世纪的中国文化艺术风格的流行——完全属于欧洲文化史领域。”

作者认为：“文艺复兴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启蒙运动则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第４１８页）如此将现代欧洲进行层次条理，确实颇有启发。作为一个思想家群体，启蒙诸子对现代欧洲的建构意义值得深入开掘，而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资源则是作为“他者”的中国。如此，则“停滞的中华帝国”的形象，就有效地参与了启蒙欧洲的整体建构过程，所谓“停滞是被进步否定的反面，停滞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进步大叙事的‘他者’”，作为一种参照或许有意义，可如果进而就推论说“停滞与进步、中国与西方、中国的停滞与西方的进步，构成西方现代文明认同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与中西关系的基本话语，也构成以进步史观为内在逻辑的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基础”（第４１８页），则未免过于夸大了中国这个他者的作用。首先，诚如作者引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理念，世界的空间维度是东、西方二元结构，那么中国是否就代表了东方？显然不能，即便如蒙古、朝鲜、越南、东南亚国家不谈，作为东方大国的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日本等，都是绝对不容忽视，其文明史意义（尤其是对西方）并不弱于中国的独立文化系统。

其二，即便是谈东方，西方人也会自觉区分它的功用层次。对外来资源与东方文化有非常自觉的学习资鉴与认知意识的歌德，也有着非常明确的自家指向：“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人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作为中国学者，在研究中难免会有如前贤表露出的“民族自豪感”，哪怕是不自觉的；但如何能将其压于纸背，尽可能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复原历史场景，或许对我们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考验。

此外，关于“专制的中华帝国”，恐怕仍不免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形象。这里讨论卡夫卡、维特夫的个案，都是日耳曼文化圈的人物。一者是大作家，《万里长城建造时》借中国题材表达的无非是《城堡》等小说一以贯之的思路，卡夫卡对中国的了解其实有限；维特夫是德国精英型学者，且算是汉学家，《东方专制主义》一书在西方学界影响很大。维特夫的学术背景是相当特殊的，早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曾受到社会学学者和卫礼贤的双重指导。作者认为维特夫的真正贡献是“承继起一度断裂的中华帝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神话”（第６７４页），似乎受到过于强烈的赛义德理论影响。事实上，西方汉学传统并非“铁板一块”，各主要文明国家都有受制于其自身民族－国家学术史的自成传统；而且除了赛义德指出的“利益”与“权力”因素之外（这一点上与福柯、布迪厄等人有共同之处），仍然具有其作为追求真理的学术性一面（这甚至对多数学者来说是主流），这一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总体来说，关于“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已然蔚然而成显学，此著之出现，更别出手眼，贡献非凡。若在开篇能有系统与兼及独到眼光的学术史梳理，当属“惠泽学界”；而就理论来说，形象学（ｉｍａｇｏｌｏｇｉｅ）本身乃多学科研究者的交汇融通之地，所谓“这些学者把同一性、文化适应、脱离传统文化、文化异化、公共舆论或社会集体想象物这些问题都转为对‘他者’文化及相异性的研究”，若能将其融入到具体研究的实践中，或许更能对理论思维本身有所回馈。诚如作者已意识到的那样，“统在一个‘西方’概念下研究中国形象，遮蔽了西方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差异”、“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作为理论工具，激进尖锐，但也偏激尖刻”，更希望能在理论上“建构中国方法”（第８６１页）。应该说作者的学术感触度是相当敏锐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作者并不缺乏“进一步研究的起点与动力”。

有论者谓，治中国研究有三层境界：在中国研究中国、在亚洲研究中国、在世界研究中国。反其道而思，研究欧洲亦然：在欧洲研究欧洲、在地中海周边研究欧洲、在世界研究欧洲。而周宁教授的努力，则使得中西文化关系史同样站在一个世界的高度上，我们应当努力打开自己的视阈，这或许是此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
 


 《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周宁著／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月第１版／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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