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心语

给考古人提供一个平台 潘占伟 《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该套丛书的筹划编纂，始于2001年，那时我刚从北大到学苑出版社工作不久。由于大学学的是考古，因而更加关注文物考古领域的图书的出版。学苑出版社是一个有特色的小出版社，专注于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的抢救、挖掘和传播，文物考古是其关注的一个领域。 当时考古类普及读物的出版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上的出版物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一些图书完全迎合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当时我们就有想法，想做一套真正意义上的考古类普及图书，让考古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经过反复思考，并通过和曹兵武先生等考古界朋友的交流，我们设想以健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为主要关注对象，通过他们对自己考古生涯的回忆，讲述曾经经历的大事、难忘的记忆，生活的艰辛、发现的喜悦，使普通读者能够借此走进中国的草根乡土以及古代历史与文化的殿堂，走进考古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一次异样的文化与心灵之旅，从而拉近考古人与普通大众的距离，搭建考古与大众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而考古学家的口述和回忆，又是编写中国考古史不可或却的一手材料。

事实上，正是一代一代考古人，一个又一个故事，缀合成为了中国近百年考古发现、探索思考与认识的鲜活的历史。从某种程度而言，上述设想又凸显了一定的学术意义。 在具体的组稿和编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老一辈考古学家热情的回应和支持，同时也体味到了此项工作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并增强了我们的紧迫感——抢救和保存的紧迫感。由于大多数考古学家年事已高，有的身体还不好，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一些考古学家的离世，更始给我们留下了莫大的遗憾。记得当时也曾约过俞伟超先生，不久先生因病住院，不能动笔。也曾想让先生口述，进行录音，后因先生病情迅速恶化，终未能如愿。 克服了如上困难，2006年3月，《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第一、第二集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虽然迈出了第一步，但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批评指正，使我们接下来能够走得更远。

给考古人提供一个平台，我们的初衷不会改变。 策划心语 来自田野和大地的知识与体验 曹兵武 我经常想，人类应当对考古学保持一点敬意而不仅仅是猎奇和探秘的兴奋，起因是多年前读过一篇世界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写的《对历史学保持一点敬意》的文章。这篇文章曾经让我深受启发并唏嘘良久，但是更深一层的动力和刺激可能是源自考古学界中不少人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考古学家更象一个农民。 考古学的行业作派的确也很象农民：手执小铲，长年累月地在野外进行发掘挖土；考古队伍中有很多的农民，他们被考古学家雇来一起挖土——考古学家几乎要被农民兄弟同化了。甚至我们可以设想，当农业现代化之后，农民兄弟都不用再亲自挖土时，考古学家还要继续挖下去，而且要越挖越认真，越挖越细致，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替代考古学家亲自挖土所能取得的关于古代地层和遗存的信息。

我亲自做田野发掘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从中掌握的关于土壤的土质、土色等的感觉与知识已经远远超于成长于农村的生活与劳动经历所提供的全部经验。 考古学家与农民的另一个相通之处是，考古学的成果也像农民的劳动成果——这是一种粮食，不过只是一种精神的、没有多少实用功能的粮食，但是从最卑劣的农贸市场（普通人的探秘兴趣）到最高贵的大厦饭店（研究人类历史的深奥学术），在人类精神与知识需求中，都可以兜售这种粮食。这种精神粮食的穿透力太大了，就像考古学处理与人有关的最广大的时空。考古原材料的原初朴素就像农民兄弟种出的瓜果蔬菜和谷物一样，是每一个需要历史记忆和精神食粮的人都需要的。

而另一方面，这精神粮食不像农产品一样是一次性的消费，比如卡特发掘的图坦卡蒙陵墓的信息资料和传奇故事直到现在大家还在享用，重新品味，一代一代人还要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享用，没有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它，这个经验、这个发现一旦形成，它可以被再包装、再加工，可以在不同时间、场合和不同的心情下重新被做成不同的菜肴，可以进行再度炒作，但原材料就只有它了，它不会被消耗掉。因此，考古学犹如关于人类的所有知识的土壤，又如一门关于人类古代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考古学家和农民兄弟一样，是这些知识的基础建设者。 考古学与农民关系的比喻与隐喻曾经深深地刺痛过我也深刻地激励过我。而今这些心理感受早已如过眼烟云，但我思考更多的却是，如何从这知识的田野与大地上获取更多的收成。 人类知识的殿堂由无数的房间构成，加进去一间就多一间。也许此时此地我们没有机会串门串到每一个房间去，但是这些知识添加进去就不应该再被遗失了，它应该是人类整个知识宝库中的一部分。需要探索的是，怎样和什么时候让它们进入人的思想与智慧的视野，发挥它们应该发挥的作用。

当然，这需要方法和适当的引导，这正是创造性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考古故事是考古知识的侧面，更多的人可能更容易从侧面进入历史并从中发现历史。因此，我们希望考古学家能够开口来讲一讲自己的故事。 古代业已消失在时间的荒野中，考古学家因为职业的原因偶然和一些古代的碎片相遇了。这种相遇既是机缘，也是过去与现在、情感与知识、梦想与现实的碰撞，蕴含着古往今来的许多历史智慧。应该说，考古人身上粘满了故事：调查发掘发现的故事、历史文化民俗的故事、成长的故事、心灵的故事……考古人总是欠账太多：长年野外，欠家人太多；发掘古代，知道的秘密太多；由城入乡，感受的文化碰撞和心灵震荡太多……这些都是丰富人类的历史、滋养人类的精神必不可少的养料，而由于时间、精力、条件、机遇等的限制，考古人有机会传达给社会的却太少。

因此，我相信考古人有理由拿起笔，在发掘报告和研究文章、著作之外讲述一些题内题外的故事，以便未来的人们在明天的博物馆里面对干巴巴没有血肉的历史遗存和学术历史时，可以有一些血肉一些故事一些想象。同时我也相信，以现代学术眼光从事着最基础、基层、艰苦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的考古人完全有条件和能力写出横跨古今、贯通雅俗的生动有趣的学科故事来，我更坚信，那些有幸被考古人复活的历史记忆绝对没有理由再度被人遗忘或遗失。 总之，考古人的故事本来是隐秘的个人追求和体验，但却具有某种公共知识的特征。在今天这样的信息与知识社会时代，考古人有责任拿起自己的笔来将它们公诸于世。 作者心语 我写《探索古辽西》 郭大顺 写考古普及读物，是同行们的一个情结。近些年大家在这方面作过不少努力，并取得显著成果。我也有过同样的尝试。这次应学苑出版社之邀写考古人的故事，体会又多了一些。这里主要想谈点如何在讲述那些难忘的故事时，更多体现一点学术研究历程的问题。 考古界经常流传的一句关于衡量考古发现重要性标准的名言，是说重要的不是挖到什么，而是怎么挖到的。这当然主要是指在发掘中有没有严格遵守田野考古规程，地层把握如何，其实也应该包括在考古实践中，认识是如何不断提高不断深化的。后者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发掘就是研究。

而且在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第一线，时时都会有新的实践机会，天天都会有新的体会，问题在于能不能不断提高认识，更在于能不能做到不断以新的认识指导田野实践。这里有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这反映了认识论的一般规律，也是科学研究的普遍规律。因为这个反复实践和反复认识过程，往往就是思想火花迸发之时，它们的积累、整理、加工，经常会在实践者脑海里形成规律性的认识，那可能就会引发认识上的飞跃和研究的突破。而在实践中观点的形成过程和理论指导实践过程，正是学科史的主要内容。考古学尤为如此。 然而这一反复实践和反复认识过程在编写考古发掘报告和撰写论文时并不能得到全面反映，因为前者强调的，是对资料的全面客观介绍，后者则要求围绕观点进行材料的组织和展开分析，它们往往都是综合性的，甚至将多次认识作一次性的表述。

从这一点来说，学苑出版社策划的《考古人的故事》，为挖掘和保存考古学科史中这项“活”的内容，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阵地 我在写作时特别注重这个反复认识过程的原因还在于，我所工作的辽西地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的考古资料积累较少，就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来说，文献记载也少，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原文化影响下次生文化地区。认识到这一地区是文化的生长点，有自身的文化发展序列，而且是大体与中原地区同步发展，在某些重要历史阶段，还可能走在前面，这已远不只是一项或几项考古发现所能提出和解决的问题，而主要是在不断实践和反复认识过程中实现观念转变的。

为此，我选择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这近10年时间，新石器、早期青铜和商周时期的考古实践来叙述这一转变过程。如果说魏营子类型尚属区域性的问题，夏家店下层文化则已涉及到夏代的东北以及商文化起源等全局性问题了。至于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包括红山文化玉器的确认，涉及中华文化起源与文明起源，更为大家所关注。在这方面我的体会正如在书中所述，发现了不等于认识了。认识的反复过程可能更为艰巨甚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有幸的是，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考古学在理论上取得突破的时期，由苏秉琦先生倡导的考古工地现场小型座谈会，有几次就是以辽西考古资料为主或就是在辽西地区召开的。这些会议于我对辽西古文化的探索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在考古方法论上的提高，主要表现为认识不断由偶然性向必然性靠近的过程。与此有关的想法是，面对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不知有多少资料堆放在库房甚至遗留（弃）在考古发掘现场探方里不能解释，主要是对那些发现和文物资料背后所反映的古人的思维观念一时理解不了。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要能作到“接近古人”，与古人的想法缩短距离，就是很有成就的了，仅此就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断创新，至少可以尽量避免越研究离题越远的偏向。 读者心语 抢救史料 善莫大焉 陈星灿 考古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考古学又是一门经验性很强的科学，没有长期的田野实践，从业者很难获得完备而又可靠的史料。可是，经验层面的知识很难通过目前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传递给读者和后来的考古从业者，因此，发表考古学家的传记、自传、访谈、口述、日记和回忆录，就显得尤其重要。 如果从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算起，中国人自己的考古学至今已满80周年。

以20年为一代，中国考古学已经走过了四代人的历程。这其中的光荣和辉煌、艰难与困苦、挫折和倒退，当然都可以从汗牛充栋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中寻觅踪迹，但是，要了解这个虽不算长却也决不能说短的过程，没有考古学家个人对从业生涯的回顾和反省，毕竟是有缺憾的，是不完整的。可惜的是，这还就是中国考古学的真实状况。八十年来，除了李济的《安阳》、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的《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贾兰坡的《悠长的岁月》、张光直的《番薯人的故事》、汪宁生的《西南访古三十年》等少数著名考古学家的自传和口述（《安阳》也许还算不上》），和《东南文化》、《南方文物》及《江汉考古》等刊物对俞伟超、严文明等几位先生的简短访谈外，大多数考古学家的成长过程和他们从业的心路历程，除了从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程式化的叙述中排比、追寻之外，只能通过道听途说来获得。

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编委会无疑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抢救史料、丰富中国考古学的内涵，可谓善莫大焉。考古人一生与泥土为伍，许多人到老还在忙着报告的编写，本没有多少机会反思过去的岁月；另一方面，以发表论文和简报为宗旨的考古刊物，也很难给考古学家发表口述、自传的机会，因此，《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让考古人从容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或者某些关键的历史片断，不仅可以说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叙事平台，也很可能为以后出版更多、更翔实的考古学家的自传、传记、口述和日记，提供了一个范例。 

已经出版的第一、二集《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集中叙述了郭大顺、汪宁生、王学理和李仰松等四位著名考古学家的故事。由于专业的关系，我个人对汪宁生、李仰松和郭大顺先生的学术贡献还是有相当了解的，但是仔细研读他们的故事，仍有不少意外的收获（比如大甸子随葬猪、狗的方式、大甸子彩绘陶器的保护方法、牛河梁所谓“庙”的内涵、尕马台齐家文化无头墓穴的情况等等）。而王学理先生有关秦帝国都城考古的经历，则为我打开了一个差不多是完全陌生的大门。我相信一个初学者很可能就为王先生这篇不算轻松的文字，选择秦汉考古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去解开秦汉帝国那许多的待解之谜，而这是无论多少考古报告和论文都未必能够做到的。 两册故事的主人公，均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佼佼者，选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固谓得人。但是，我们还有不少望七、望八甚至望九的考古学家，他们很多还在考古的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着。他们中间不乏享誉中外的著名专家，也有不少一辈子默默奉献、甚至没有多少机会在考古报告里留下自己名字的考古人，如果有计划地约请他们撰写自传或口述并加以出版，若干年后有数十种《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摆上我们的书架，为后来者指引方向，为考古学扩充史料，中国的考古事业定当更加蒸蒸日上、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