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先生是著名社会学家，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先驱。前些年，网络上一波又一波的“民国热”，把不少近代知识分子推成了“网红”，吴景超的大众关注度却始终不温不火，一直没有冲上“热搜”，也没有成为“爆款”。有意思的是，这似乎也符合他“执两用中”的处世和治学态度。近日阅读吕文浩、严飞、周忱主编的《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23年），让我加深了对这位社会学家的了解。
《把中国问题放在心中——吴景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集》
吕文浩 严飞 周忱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出版
这本文集既有今人研究和纪念吴景超的文章，也有前人记述和评论吴景超的文章，还有吴景超本人的自述性文章。编者如此安排十分巧妙，给我们展示了“吴景超”的多个面相，使读者得以尽可能清晰地读到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吴景超”。读罢全书，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吴景超“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
《中间派的社会学教授：吴景超》中写道：“他解释一种社会学理，或者对付一个社会问题，绝对不走极端，总是温柔的折中的谈几句‘四面玲珑’的话，如果你在课堂上听见他说某两派对于一个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简直可以不必往下听，一定会知道他的主张是站在‘中间’的。”1934年的吴景超已经受过现代学术的严格训练，成为一名成熟的社会学家了。如果把历史日历翻回到1923年，此时的吴景超即将离开清华，赴美深造，临别之际，他给学弟学妹们写了一篇“赠言”，字里行间已经流露出“执两用中”的思想。
他告诫同学们要注意中文，原因是他们肩负着介绍西方文化于中国、介绍东方文化于西方的责任。而且，留学生更要把中文掌握好，“我们既然能用英文发表思想，我们就应该把祖国的光辉，传播到国外去。现在的留学生，一大半不能做这种工作，不是英文不行，实在是中文太差。他们中国书看得太少，中国事懂得不多，怎能负介绍东方文化的责任呢？”那么，如何学好中文呢？吴景超没有提出熟诵典籍的建议，而是说，“我们懂英文的，更可由英文中悟到中文的文理及句法章法。”读到这里，你会感到，刚刚二十出头的吴景超对待东西方文化已经有了理性的态度，既没有拜倒在西方文化脚下，也没有沉溺在中国故纸之中，而是执其二者、为我所用。我以为，这恰是文化自觉和自信的表现。
在同一篇“赠言”里，吴景超还有不少“执两用中”的妙语金句。比如，“我们读书固然不要忘记运动，但运动也不要忘记读书”；再如，“我们应该择性之所近，担任一两种课外作业；作自了汉是不对的”“一方面我极提倡每人出来担任一两种课外作业，一方面我又极反对那些办事太多到处插足的人”，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课外作业”和今天通行的意思略有不同，指的是校园里的社团活动，吴景超的这些观点平实而深刻。运动和学习、课外和课堂，即便今天，依然是引发“卷”入“鸡娃”大潮的家长们内心焦虑的话题。听听100年前的清华“学霸”吴景超的“赠言”吧，或许能得到一些缓解精神内耗的启发。
吴景超的“执两用中”思想同样反映在他对世界的观察、对国家前途的设计之中。本书收录了多篇学界对吴景超的研究，勾勒出吴氏学问事功之概貌。吕文浩的《吴景超、潘光旦关于“民族自信力”先天根据的论争》对发生在1935年的这场论争作了回顾和述评。这场论争孰是孰非，我们今天应站潘还是站吴，尽可爬梳史料，还诸语境，继续探究，可以清晰看到的是，吴景超在论证中华民族并不弱于白人时，是从文化表现和生物依据两方面入手的，人文和科学，他都照顾到了，没有偏于一端。刘集林的《批判与建设：陈序经与吴景超文化社会思想之比较》把我们回置到中西文化论争的历史现场，复盘陈吴之争，不但能看到吴景超的折中立场，还可发现他尤为注重分析西方文化本身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对文化吸收借鉴的内容和方式作出精微的阐释。这些正是“执两用中”在认识论上的体现。阎书钦的《吴景超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研究趋向》提出，吴景超在社会文化环境决定论与遗传决定论之间采取的是折中态度，但更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人口品质的影响。钟祥财的《1949年以前吴景超的经济思想及其方法论特点》认为，吴景超希望把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和市场经济的自由活力在一种制度中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执两用中”是融入吴景超阅世为人治学治事的“底层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执两用中”不是庸俗的辩证法，更不是和稀泥。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在《社会学观点的应用》中明确反对把建立在社会事实科学分析上的观点综合等同于“折中”“调和”。再结合《打破成见与运用方法》中写到的“各种研究学问的方法都是任人活用的东西，决不能拘泥于一种；尤其是研究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的问题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各方面都有联系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先看问题的性质，而后用以不同的方法；假使你只拿一个方法去解决各种不同的问题，结果，你只有碰壁而回。是的，我们当如医生一般，看什么病，下什么药，明白地说，就是看怎样的问题来，用怎样的方法去解决它”，我们便可以发现，“执两用中”本质上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尊重事实的理性，而勇气和理性，正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最需要的东西。
如果我们再细读本书中关于吴景超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思想转变的研究，还会发现他的转变固然与时局、政局变化密不可分，但他思想深处“执两用中”的理念，也为他在时代变化中积极顺变应变提供了润滑和缓冲。而吴景超一生际遇之根由，似也隐然其中矣。（作者胡一峰，中国文联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著有《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建设论稿》《变迁》《真话与道理》《镜像与世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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