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一直都是中国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但中国人类学的乡村研究在研究方法和书写形式等方面长期以来都在沿用西方传统。以乡村为据点梳理相关文本,可以发现,在众多的乡村文本中,报告因其自身的独特优势成为认识乡村的窗口和改造乡村的突破口,但报告的重要性却一直被学界忽视。因此,本文试图深入梳理报告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范式的本土缘起、文体分化,及其被体制化、学科化的整体脉络。进而指出报告是中国乡村研究的重要传统,是民族志的方法,是对当下现实的实践。以此基础,本研究循着报告和民族志实践两条线索,以徐杰舜乡村研究为个案,分析其不同于传统民族志的书写旨趣——是政府、基层、社会和学者面对乡村现实,在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为谋求新发展而深入合作的一种书写实践。通过八个章节以及结语部分的书写,本研究从中国文类表达中识别出报告这一重要传统,从而将报告与民族志关联讨论,通过对徐杰舜乡村研究的深入梳理,提炼出报告民族志这一本土化概念。报告民族志作为一种书写方式、认识工具和实践对象,或有助于探索和推进乡村研究的新方法,以及为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本土化提供新的路径参考、为建构人类学的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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