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共分十一辑：一、唐蕃史料汇编；二、宋代吐蕃史料汇编；三、元代藏事史料汇编；四、明代藏事史料汇编；五、清代藏事史料汇编；六、驻藏大臣传记史料长编；七、蒙藏及青藏关系史料汇编；八、藏传佛教与藏区风土文献萃编；九、涉藏典籍辑要；十、藏区方志补遗；十一、民国藏事补遗。收录文献690余种，约计9000余万字。除最后两辑为此前有关各编补遗外，其余九编基本采用按朝代为序，突出重点专题，囊括了从7世纪中叶至1911年清朝灭亡，1600余年间，涉藏汉文文献。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文献种类繁多，极为分散难求，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其突出特点，鲜明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选材严谨而又广采博收，史料翔实而丰富。
在选辑史料上，编者考虑了几点：出处明确，来源可靠，防止后人修托或编造；稿本(含当时誉录本或抄本)，优于刻本；初刻本优于翻刻本；孤本、秘本、善本优于普通刻本。在严谨选材的前提下，则广采博收。即清史实记述有异，观点针锋相对，也兼收并蓄。取材广泛，不拘一格。除正史、实录等基础边 之外，各种史书如《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各朝《会典》和《经世文编》、“十通”、《纪事本末》，以及有关的专史、私史、史钞、史评、别史等)，以及信札、日记、碑刻等都在取材之列，力争做到史料的系统而完备，为研究者提供广泛而充分的史料。
二、朝代为序，突出重点专题，便于研究利用
为了研究者利用史料方便，这部规模巨大的史料汇编，采取了以朝年为序、突出重点专题的编排方法。读者要系统、全面地了解某一朝代藏事情况，或者了解某一事件的历史背景等，按朝代查阅即可。与此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是，对一些历来受到藏学界重视、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编纂专题史料，以期推动学术界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大体分两种情况，一是在某朝代专题内将重要问题的的史料，从朝年的史料序列中分离出来，立为专题，例唐蕃专辑的“南诏”问题，就是一例，它突破了“唐蕃”的朝代界限，将《南诏野史》等有关的汉文文献汇集成专题，为学者研究吐蕃与南诏的关系，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
对于一些所记非一时、一事，难于采辑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古籍，设置 “涉藏古籍选辑”专辑，影印全书，以给研究者提供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例如，《金陵梵刹志》、《武林梵志》有关明初江浙地区藏传佛教及其与明王朝关系的史料极为丰富，时人记时事，翔实可信，极为难得。曹学佺《蜀中广记》是目前仅见的明人藏区行记。康熙《清凉山志》、《清凉山新志》(抄本)保存许多清初宫廷与藏传佛教有关活动的史料。《四译馆增订馆则》、《华夷译语》、《皇清职贡图》、《清季外交史料》等，所存藏事史料极大，难以全部辑录，而且都属珍本，一般研究者很难见到，故全书影响，以免搜求之苦。
三、荟萃珍稀典籍，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都很高。
编者将数十年辛苦努力搜求得来的一批珍稀典籍，收入这套《史料汇编》，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学术价值。例如，清末驻藏大臣张荫棠“筹藏新政”的亲笔记录——《使藏纪程》(抄稿本)、西宁办事大臣奎顺的《奏稿》(稿本)、序加中民勘界向清朝知府衔官员嵇志文的《基本全图附说》(抄稿本)，以及清末藏事奏稿(清抄本)，和其它清代藏事史料稿本和清抄本，至少有四五十种，都是第一次面世。另外，像福康安《奏疏》，和琳、孙士毅诗文集等多种驻藏官员的诗文集，丁宝桢《奏疏》、那彦成有关青海《奏稿》等也都是清代原刻本影印。《四译馆馆则》是明、清两代为皇帝翻译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的专门机构——四译馆的内部工作规则，属宫廷秘籍，不流传于社会。四译馆编印的《华夷译语》载有大量有关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文献，虽然在社会也有流传，但究属宫廷秘属，世间难睹其全貌，各种版本详略不一，内容多有残缺。这次收录于《汇编》时，两书都是选用的内容最为齐全的、极为难得的明末清初刻本，使读者得窥其原刻全貌，掌握翔实可信而又全面、充分的历史信息，坚定利用史料的信心。
四、广泛吸取最新科研成果，古籍添注新的生命活力。
运用史料，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鉴定其真伪，其次是其来源出处，流传情况，判断其研究价值、史料价值(包括版本价值等)。编者在选编史料时，首先是根据近些年来学术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本人的多年研究心得，对史料进行了科学鉴定。例如，有一部清代手抄稿本，原收藏单位的收藏鉴定意见，只是说明这是一部清代抄稿本，内容涉及清末西藏问题。编者经过反复研究，并与有关史料对照研究，确认它是清末驻藏大臣张荫棠的《使藏纪事》，据此写出了简要的出版说明，使这部藏学界心仪已久、从未见刻本面世的重要著作得以真面目示人。其重大史料价值不言而谕。再如，有一部题为《西藏、川藏奏底》的清代稿本，未明其作者，因而其史料价值大打折扣，作者经反复研究，确认它是清末驻藏大臣与川滇边务大臣有关藏事奏疏的抄稿本，作者涉及色楞额、成德、联豫等多人，以及属员的禀稿和边务往来公文等，据此加以说明并进行必要的分类处理，使其史料价值极大的凸显出来。
总之，从唐代至清代一千余年间的藏事基本史料，都囊括在这部专题史料库中。这部大型史料集不仅仅是一部古文献的汇编，还为研究都提供了大量新的科研信息，使之站在了科研前沿，从而也为古籍贯注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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