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是19世纪英国来华传教士、牛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也是儒莲翻译奖的首位获得者。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他以巨大的毅力，倾大半生的精力，译成多卷本《中国经典》。这是他几十年研究汉学的结晶，也是他与中国19世纪中期的精英——洪仁玕、王韬、黄胜等合作的成果，直到现在，在英译中国的经典中仍具有典范作用。
序言
《汉学家理雅各传》，原著英文名：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作者是理雅各的女儿海伦（Helen Edith Legge）。此书1905年由伦敦圣教书局出版，距今已106年了。
了解理雅各，对于了解19世纪中期中国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业和早期香港的开发都有很大意义。凡是研究近代传教士与维新思想家王韬和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的，都会关注理雅各与王韬、洪仁玕等的特殊关系；研究香港的开发与发展，也不能不关注理雅各在近代香港的特殊地位。理雅各早期在马六甲和香港最得意的助手是何进善，何的一家在早期香港的文化、教育发展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何进善的儿子何启是维新思想家，是西医书院等院校的创始人，在香港的教育史上有浓重的一笔。何进善的女儿嫁给了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伍廷芳还是早期香港立法局第一位立法委员。洪仁玕是太平天国中第一个提出建立民主法治政府的人，他开明的近代民主思想，与理雅各的影响是有一定关系的。理雅各不仅直接影响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维新思想家、近代报刊奠基人王韬，还影响到同是近代报刊奠基人的黄胜。王韬和黄胜均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重要助手。
理雅各的一生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于1839年携着年轻的妻子，以传教士的身份离开伦敦，来到亚洲的马六甲，参加了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的领导工作。1843年底他与英华书院一块儿搬迁到香港，从此他在香港度过了30个春秋。对于理雅各来说，首先他是一名传教士，他要听命于教会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信徒，要在所谓“野蛮民族”、“异教徒”中普及“上帝的仁爱”，要让这些人得到救赎，皈依基督。但是理雅各在传教的同时，却发现了中华民族不是“野蛮民族”，也不是“异教徒”，中国有着令人尊崇的悠久文明，有着“古圣先贤”凝结的道德准则。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延续，正是由于共同道德准则的影响力，将几亿人口聚集在一个庞大的政治集体中。理雅各踏上香港的土地后就说：“我是处于一个庞大的帝国土地上，它有着古老的文明……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和强大的语言体系。……他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宝藏，有着一批杰出的学者，或者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也看到了近代中国已经落后衰败，人民的日子过得很苦。他指斥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对人民的残酷；他同情中国人民的处境与贫穷，也揭露了某些肮脏的环境。但最值得称道的是理雅各发现了中国古老文明的深厚底蕴与普世的价值。他不顾教会的反对，坚决声称：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必须与尊重中国的古老传统习惯，与传统的民族理念结合起来。正是由于他对中国古老文明的热爱，才将自己的一生埋头于研究、翻译中国的经典中，最后向世界提供出一部传世译著、多卷本《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1873年理雅各回到英国，不久，他被牛津大学聘为首席汉学教授，直到1897年在他82岁高龄时逝世于牛津。他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席重要的国际汉学研究会议，是获得法国汉学家儒莲基金奖的首选人物，他成为世界著名的汉学大家。他的《中国经典》在现今仍然具有权威性，是国际汉学研究中的重要参照书。
理雅各逝世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但是他的女儿为其所写的传略却始终没有全部用中文翻译出来。虽然这些年来不少学者作为参考资料，但是若要进一步了解他在中国的工作，一本全面翻译的《汉学家理雅各传》还是很有必要的。青岛大学马清河教授做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马清河教授翻译《汉学家理雅各传》是在研究性、知识性、可读性相结合的原则下，以简明易懂的文字译出这部十几万字的书。
《汉学家理雅各传》虽然只有十几万字，但是翻译出来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书中以大量的信件为主，信件中大多是理雅各谈论自己在翻译四书五经中的体会与情况，有些是直接涉及到四书五经中的句意或典故，有些典故查找是有一定难度的，例如书中列举了不少《左传》中的史事，还如理雅各列举出的《诗经》中的两首诗，在查对原文时就有难度，这里存在一个译后的文意与原始诗经文字的贴合问题。作为翻译又必须在译出英文原意后，还得将原文查找出来，以便参照。这一切，马清河都做到了。他不仅将经典的原文查找出来，还将理雅各所翻译的典故，以注释的方法表述出来，以便于读者理解。
这本译著出版后，我认为可以更好了解理雅各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可以了解一个有良知的传教士在中国积弱时期所给予的同情和帮助。他使我们相信西方列强曾经加给中国许多的凌辱，但是外国人中也有具有良知的人们，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和中国的文化。一个外国人因为被中国悠久的文化所吸引，将研究中国文化作为了终身事业，并作出引人注目的成就，难道我们不应该尊重他、记住他吗？
理雅各的事业还造就了王韬的辉煌。王韬作为维新思想家曾开启了人们的近代化政治经济方面的诉求。王韬在香港和上海的报刊及教育事业上都有成就，但是王韬的另一个事业亮点是他在英国和日本的访问。王韬应理雅各之邀在英国的两年，是他思想飞跃的时期。他在爱丁堡大学、牛顿大学的讲演和活动，他在伦敦商会的反对鸦片贸易的讲演，在英国大学内的朗诵唐诗，向牛津大学捐献一万多卷中国古籍等，都是那时中外文化交流的辉煌之举，遗憾的是当时的清政府根本不注意、不认识这些事情的意义。还如，正是由于王韬游历了英法两国，才更实际地关注了19世纪的重要战争“普法之战”，他以最快的速度编著出《普法战纪》一书，使野心勃勃的日本政府立即作为陆军文库来收藏，并邀请王韬访问日本。可是愚昧的清朝当局却完全无动于衷。清政府如此的置身于世界政局以外，怎么能在反侵略战争中取胜呢？所以19世纪80年代中法战争的结局和90年代中日战争的失败是必然的。
《汉学家理雅各传》的作者因为主要是将大量的信件进行编排，所以并没有反映关于王韬的更多情况，但是作为理雅各的重要助手，他对理氏的译著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据理雅各说，王韬在《诗经》的翻译中协助最大。
我作为近代史学的研究者，对于《汉学家理雅各传》的翻译出版非常关注，所以写出这篇简单的序言，并预祝此书出版后能引起各方面读者的关注和喜欢。
中国人民大学马金科
2010年1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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